我想，我这一辈子大概也许肯定只有这一次机会看见我亲爱的北京办奥林匹克了吧，所以之前会较真儿会挑刺儿会幸灾乐祸，然后还煞有介事的给自己的右倾披上民主和人权的外衣。然而真到了节骨眼儿上，电视里几个航拍镜头和网站上几张夜景照片就把我的异端撂倒在地，民族自豪感这东西还真不是盖的，即使航拍镜头里的北京依旧是灰蒙蒙的。

所以先让政治靠边儿凉快去，咱单说文艺单说开幕式单说老谋子。总的感觉是还不错或者说挺好的：挺中国的挺现代的挺张艺谋的。可要光是好我也就不来费这口舌了，明早新华社和cctv自会不吝赞美之词，所以还是来挑点儿骨头——只是文艺的骨头跟政治无关。事先说明咱也不是专业，就是说说自己的观感，瞎扯扯淡。

总的看，文艺演出那部分好，运动员入场和点火不好。但是文艺演出这部分也有问题，不是演出本身，而是镜头给的太差，想抓一些细节是好的，但是切到的面孔全是战战兢兢一副生怕出错犯政治错误的怯表情，切自家官员的频率问题咱在这儿就不表了。我以为这都是央视的问题，和他们运用的设备水平相比，央视的电视制作水准实在让人不敢恭维。还有一个挺逗的问题，一开始电视上曾经打出过几个硕大的第一章节中文标题，可能是央视自己也汗颜他们的美工水平，所以在接下来就再没出现下文，于是通篇到尾就只有这一节。糟糕的电视转播再加上央视请出来的那俩啰里啰嗦的解说，使得原本可以打90分的节目陡然降到70，个人认为孙正平孙先生最好就去说个女排的好。还好国际公共信号不会带着这二位的原声，就只盼国际信号制作者也不是cctv就更好了，谁都要面子不是。

运动员入场的安排是求新不成反乱套。以简体中文首字笔画多少为顺序，看起来是从文化考量的吧，可是怎么展现的呢，一般老外连什么是笔画都搞不懂你让他怎么能从中看出文化来，再者说简体中文本身就是被打了折的文化还有啥好显摆的。就算是显摆，您好歹用电视特效在每个国家出来时演示一下人家汉字名的书写过程，简单几笔，显得多少有点文化了吧。再说速度的控制，眼瞅着场下的志愿者一个劲儿催老美排齐了队快点儿走，可人家山姆大叔才不管这些，贴着一顺边儿往镜头前面凑，谁不想在四十亿人面前露个脸儿啊。其实问题很好解决，您给靠场地那侧也架个机位不就得了，再不成就在跑到上设一个肩扛的，边攝边往后退，来啊来啊您不是想露脸么，追着我镜头赶紧走。

拖沓的入场式已经把观众的兴奋劲儿耗的差不多了，刘淇和罗格又罗嗦半天，还弄几个老家伙慢慢悠悠扛着五环旗子溜达一圈，是人早耐不住了。您这火炬要再不点出点儿花儿来实在是说不过去，可偏偏他还就让你说不过去了。卷轴这概念没问题，从头使到尾也没问题，这样起码逻辑结构还是挺清楚的，关键是您得把东西做精了，整个点火过程给人的感觉就是俩字儿：廉价，太糙，感觉就像来不及了临时准备的第二方案。最不能让人忍受的是体操王子插手摆个pose，然后瞬间就被拽上去了，请注意我说的是拽，因为我妈都清楚的看到了绳子，还告诉我那叫维亚。这还好，关键是完全没有逻辑，而且是在前后都有逻辑的情景下，突然就改好莱坞B级片了，别告诉我这就是老谋子故意给设的刺激，借用李菁的口气：那可真是太刺激了～要说改的招，我不才想到的还是好莱坞的套路，您用光电打出一楼梯来让李老板跑上去，或者要是技术达不到的话您弄一实在的鞍马或者单杠让李总翻一跟头上去也算有点儿前因后果吧，最不济了您借用下侯宝林侯先生的包袱开个手电让李董顺光柱爬上去也行～这是其一，再者就是点火那一下了，您先是飞上去了观众也必然惊了，可绕着跑一圈这么长时间观众肯定也回过神来了吧，您怎么着也得再藏个包袱留到最后再抖吧，结果您抖是抖了，抖一飞机拉线儿，无语。话说会来，用展开卷轴跑这概念挺好，流动的观赏方式什么的还能扯上时空啊哲学的内涵，多有文化啊，关键还是逻辑，他怎么就由卷轴变火炬了，您点一根儿线算怎么回事儿啊。我的拙见是投影的卷轴展到最后重叠到一个实体的卷轴上，这时候这个实体卷轴紧贴在鸟巢顶棚的内壁上，而且就是一个规整的圆柱体而不突出到屋顶上方，这时候体操王子缓缓俯身点燃卷轴的底部，停顿一下让观众有个反应时间，观众会纳闷难道这就是点完了，火苗冲下？这时候王子来到卷轴前作出用力推的动作，卷轴随即变形上翻，展开成大概现在火炬这个造型当然最好能比现在好看点儿，在这个展开的过程中火苗也从下部逐渐燃到了顶端，火炬最终燃起。。。

在我生存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坑:它因为人类的开采得以生,因为人类的离开得以成。而现在有人告诉我，因为我的关注，他也许会死掉。于是我好像真的坠入了这个巨大的深坑，再一次的，触碰到隐匿着神秘信息的古老岩体，仿佛那些被禁忌许久的论题又再一次从墙壁的缝隙中隐约浮现，关乎死或生。

自然是有生命的么，如果是的话那么生命是有意识的么，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是什么在支撑他们顽强的求生欲望呢？如果我们承认一切生物繁衍的动态结构都源自于宇宙原初状态的原始力，那么这一力量的拥有者是谁，他是一个单纯的物质结构还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呢？科学的终极，如果说有终极的话，是否会回归到一个类似神性的太初呢？如此众多悬而未决的疑问将哲学推向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处境：无用的学问，不过是进行一系列注定不会有结论的追问而已。这些针对哲学社会价值的不断质疑，仿佛忘记了哲学研究中一种显而易见的实用主义倾向（或许是由于恐惧而有意的忽略的），既所有哲学研究归结到人类个体身上，无疑存在着一个共性的意义，那就是对于死亡的学习。

死亡是可学的么，在思索这个问题之前，人们不应忽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死亡是必学的，无非这个学习过程距离实际死亡时间的长度各有不同。（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学习是与死亡过程同步进行的）即使以这样一个事实作为前提，质疑死亡的可认知性依然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在这里我主要想说的并不是这一点，而是死与生的关系。我们如何学习死亡以及最终学习到的关于死亡的知识决定了我们如何对待现世的生命和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对于另一个世界（既死后世界）近乎猜测性的认知决定了我们所处的生的世界的结构。（这一点在历史上政教合一的时空节点上得到了典型的验证）而事实上我们今天所处的现代社会中纷繁复杂的社会结构也正是由当代人对于死亡的多元化认知所决定的。

上面说的这种单向的决定关系是显而易见无需证明的。而与之相对的，生的世界对于死后世界的决定力却是不确定的，同时也是不能证伪的。任何堂而皇之对于这种决定性的描述都是具有相当风险的，因为他天生具有一种可被权力利用的潜力。然而对个体而言，这种猜测和描述又是必须的，因为他给了我们一丝逃脱升天的希望，这种希望在某些语境下被转换为一个更具感染力的符号，“爱”。人类不得不承认，歌颂爱，赞美爱的究级目的是为死亡寻觅一个更加温暖的归宿，为另一个世界描绘一幅可盼的蓝图。

伴随人类对于自己所处的生存空间的不断认知，人类将对于个体的爱逐渐扩展到对于全人类的爱，进而又拓宽到对于生存环境的爱，最终定格在无限遥远的宇宙之爱。于是有人告诉我你不能使用这个坑，你不能使用地球，因为他们也会死去，像人类一样。然而人类若是因为自己必将死去而在活着的时候寻求一种死者的生活，既不与任何事物发生关联，那么试问这样的人类究竟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了呢。

现在的我，切实来到了这个坑里，去年茂盛的蒿子已经死去，只剩下枯黄的尸体，而就在他们旁边不远处，今年新长起的已经透露出勃勃生机。我看到生命正是因为知道自己终将会死去才顽强的生，我还看到死亡教给我们的，并不仅仅是绝望与恐惧。

早在火炬传递之前许久，我就是反对奥运的，可那时的反对却更多是出于一种莫名的逆反情绪，一种消极的，事不关己的心态。然而确实是这种消极的心态引领我逐渐走上了一条积极求索之路，虽然这样的逻辑看上去颇有些吊诡。记得曾经有一个豆瓣小组的组名是“我不反对北京奥运，我只反对禁止反对北京奥运”，我觉得这就是在那段时间我之所以反对奥运的原因。也就是在那时，我看到了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者在网络上的火种，事实也证明了在当时还较为理智的自由主义者们的洞见是颇为先觉的，其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没能逃脱他们的预言。然而遗憾的是，预警被早早扼住了咽喉，同时也早早掐死了应对事件的其他可能性，于是我们按照预定的道路继续前行。

撇开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骂仗不谈，单就主流媒体的一致倾向性就足以使质疑者确信自己的质疑，也足以使有智识的旁观者保持怀疑的本能。在网络上，夹杂在左右愤青双方极尽鄙俗的谩骂和人身攻击之中，偶尔出现的一些闪光的评论会将你链接到某些智慧冷静的部落格。在这些部落格里，我找到了一些独到的视角，跳出了长久以来深入骨髓的一元思维模式，开始试图寻找事情的真相和其他可能性。然而更重要的，我将找到一种重新审视的方法——并非从自我出发的自我意识——这种具有内在紧张的提法。又或许这一提法一直就存在于我的潜意识之中，我不过是通过最近的阅读和思考将其符号化并加以确认而已，而这种确认之于在这之前惶惶不可知的我来说无疑是一种启迪。所以，我要感谢。

抛开个人视野，将与奥运会有关的这一系列事件放在一种宏大的国家叙事之下，同样蕴含着某种启示录意义：集权意识以及在集权意识长时间统治之下形成的畸形的民族意识导致了事态戏剧化的发展进程，而现代化的通信手段和备受质疑的全球化进程却在这时讽刺性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看起来坚不可摧的民族主义阵营之中也会不断出现冷静思考的声音。纵观整个事件序列，我们可以看到在备受诟病的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确实在思维逻辑的发育上存在某些层面的缺失，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他们身上的巨大热情和参与意识，这正是他们的前辈——如今忙于阿谀奉承和大把捞钱的社会中坚力量——所不具备的，也成为点亮未来中国的希望所在。运用以赛亚.柏林的理论来解读，这一代青年具有成为“积极公民”的可能，现在需要的只是正确的导向来将他们的社会意愿更为合理的加以表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奥林匹克给当前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和社会转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至少在人才和理论储备上得到了相当的加强。所以，中国要感谢。

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从各种渠道听到西方世界不同的声音，我们甚至可以感受到一种普遍的失望，然而却无法找到一个统一的西方观点。因为当代西方社会从来就没有形成过一个一致的观点，其内部的价值多元化造就了其观点的多元化，而在这些多元化的观点之中却存在着一种反对多元化的观点，这一悖论似的局面客观上造成了一种暴力化的反自由趋势。这是一个长久存在于西方社会中的悬念，在这次事件中又再一次得以展现。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种意识形态的冲突本身在非暴力的前提下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在这种冲突之中得到了充分的生长，在客观上促进着不同意识形态的和解。所以，世界亦要感谢。

因此，我对于要求奥运会祛政治化的呼声保留相当的质疑。需要祛政治化的是竞技比赛本身，而作为举办奥运会的初衷，从它诞生那一日起就从未摆脱过政治上的诉求。而这种政治诉求作为不同文明之间的有益交往实践，恰恰是一种化解冲突和矛盾的有效的和平手段，同时也是奥林匹克的生命力所在，我们对其唯有感谢。

之所以说到草率，是因为之前我并没有设想这个符号会带给他者怎样的链接想象，老实说某些误读让我很是尴尬，于是我有必要做一些基本的解释：我的初衷是将“后乌”这个词本身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来处理，而不必要将其置于任何“乌托邦”和“反乌托邦”的语境之下，更不需要与“后现代”扯上半点关联。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后乌”本身的能指并非单纯的一种理想或是实践，也不能用简单的物质和精神这种二元概念对其进行考量。依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后乌”应该是建立在“主体间性”之上的，超越二元论的复合概念，这其中包涵了意识形态部分和具体的实践行动。若是以一种“移情”的方式对其加以阐述，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一符号的主体是“人与环境之间关系”（我们不会强调“以人为本”，从而导致人类对环境的肆意破坏和滥用，而同时我们也不会完全从环境的角度出发以致阻碍了人类发展的权利和可能。）我们所采用的第三种可能是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本身出发，赋予这种“关系”以主体性，具体体现在人与环境之间的“接触”，既人对环境的改造和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回应。在这种不断的“接触”中，“关系”本身会作为一个独立主体不断发育成长。人类在这个成长过程之中首先需要做的是发现并承认这种“关系”的主体性，从而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和行为去完成这一“关系”：既通过不断的与环境接触来逐渐丰满这种“关系”的内在逻辑和外部结构，从而使这一“关系”不断进化。寄希望于此，我们相信这种进化会带给人类和环境一个可盼的未来。

若进一步言说，我们会发现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人与环境之间，而且可以作用于人与人之间：尊重并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确信“交往”本身拥有化解利益纷争和价值观冲突的潜能，从而在不断“交往”中进行“交往”的进化。

无论是在人与环境之间还是人类社会中确立的这种“关系”主体性，都会导致一个近似“后乌托邦”的局面：符合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平衡，促进自由与理性之间的融合。而这种对于未来图景的描述只是为了激发这一概念的启动，而一旦启动之后，“后乌”其实就已经形成了，并且会自主的完成其自身的进化，因为所谓的“后乌”并非是一个理想的最终形态，而是将理想与实践结合的过程本身。

然而毕竟是书生，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红裤衩穿在里面一般人看不到也就算了，这msn上的红心闪烁是万万加不得的，若是被人冠以“爱国愤青”的恶名岂不是对我等知识分子的莫大侮辱。爱国？爱的哪一国？我等可是信奉自由主义的世界公民，看谁敢往我脑袋上戴狭隘的民族主义地主帽，要带也得戴顶法国高帽。我还带着这顶帽子去了家乐福，可没想到到了门口被几个爱国愤青给拦了下来，还说要揍我。正所谓好汉不吃眼前亏，于是我就脱了裤子给他们看我的红裤衩，他们顿时全傻了眼，一个个不断惊叹，说他们只是往脸蛋上贴贴国旗，画画五角星什么的，只是脸面上的爱国，没想到还能有人能用命根子来爱国，于是愤青们对我佩服的五体投地。所以我晚上就顺理成章的给其中一个长得颇有姿色的女愤青打了电话，决定单独探讨一下关于爱国主义的话题。

可完事之后，爱国女青年就断言说我肯定不是愤青，我就纳闷问她何以见得，这时她正光溜溜的趴在我胸前抽着白沙，她说因为从来没有一个愤青让她到过高潮，不是说男愤青们没能力，相反他们的能力到是很强，只是从来没有考虑过对方的感受，在愤青看来，在他们射精时女人也会得到同样的快感，什么爱抚什么G点，对他们来说全都是女人的一厢情愿，只有射精才能满足他们的征服欲望。不管射在哪儿，愤青们都会说，这是他们的，自古以来都是，以后也必须是。

于是我不得不老实交待了自己的真实身份，我真的不是什么爱国愤青，可我也不是极端右翼，那我是什么呢，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或许我是两边不讨好的中间派，但我更愿意给自己贴上“自由民族主义者”这样的标签，以赛亚.柏林所谓的“自由民族主义”的要旨并非只是极力避免暴力的妥协渐进主义，而是建立在一种“交往理性”基础之上的，以交流实践来促进解决“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看似不可调和的内在紧张，从而建立二者之间的战略结盟。然而当我讲到这里，爱国女青年已经是一头雾水并且显得颇不耐烦，于是我就以实际行动再次对她进行了身体性的安抚，就在她欲仙欲醉的时候，我跟她说，“自由民族主义”正是希望达到这样一种水乳交融的和谐。

事后我在想，爱国女青年为什么会在听我讲述“自由民族主义”时表现出一种莫不耐烦，而在用身体演示同样的理论时却能欣然接受，而且还能咿咿呀呀的点头叫好。这样的反差其实也证实了“自由民族主义”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单纯的靠语言向另一方阐述观点只能换来自说自话，唯有在实践交流中才能找到双方共同的快感和共识。这个过程本身必然是一种“移情”的阐述，而绝非“唯理”的说教和互相攻击。

诚然，这一“移情”的过程需要合作双方的共同努力才能达成，然而在当今中国的理论环境和社会语境下，自由主义者无疑需要在这一过程中承担更为主动的角色，因为很难想象爱国女青年会主动给我打电话，这是由于当前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局面已经相当严重，甚至到了危险的边缘。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需要一种反向力将局面拉回到稍微中间的地带，同时又需要极力控制这一反向力的力度和角度，以避免矫枉过正。

这种说法或许还会给对方以高高在上的感觉，这就要求自由主义者首先从内心里接受一部分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思想，而这种接受不会是一种被动的强求，我们只需对自己的生活稍加观察，就会找到这种无处不在的烙印。比如说我的红裤衩，表面上看来这是为理性所唾弃的封建迷信，但换个角度看，红裤衩是一种民族文化的遗留和延续，是在世界民族尺度下的一种文化多元性的表现。而对于这种文化多元性的承认，也恰恰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所信奉的基本自由原则，在启蒙主义祛除了一切先验主义和神性外衣之后，多元主义所尊崇的这种民族文化传统是在现阶段唯一可以部分替代神灵信仰的人类精神稳定剂。

换句话说，红裤衩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种精神图腾。而将尺度扩大后，我们会发现正是对于文化多元性理解的缺失和偏差才导致了最近事件的发生和延续升级。所以在另一方面，对于爱国愤青们来说，若是将汉民族对待国内其他民族例如藏族文化的态度与外民族既西方世界对待他们眼中的外民族既汉民族的文化尺度放在同一个考量尺度下观察，或许爱国愤青们会找到一些与右翼自由主义者的观念共识。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面对国内外的社会政治现状，或许我们还能找到更急迫的任务和目标。

至此，我以为穿红裤衩这一事件本身无疑是一种爱国行为，而绝非对于爱国愤青的挑逗和戏虐，与爱国女愤青发生的故事也绝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说服事件，而更多的是出于人类本性的情感需求，这一点毋庸置疑，故事本身也一定还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我在想既然连我这样的无政府无国家特征明显的游离派都愤怒了一下，那么可不可以假定整个国家都愤怒了呢，起码从门户网站的渲染来看，仿佛十三亿中国人全都愤怒了。不仅是愤怒，似乎每一个愤怒的背后都还有支撑自己愤怒的缘由和证据。然而这些所谓的证据和缘由真的无懈可击么？就像影片中建筑师戴维斯说的，我不确定。首先是对于真相的定义：这世界上没有真相，只有对于真相的描述。诚然这种描述有可能与事实相符，但也有可能与事实大相径庭，当然这种描述是我们试图了解真相的唯一途径，然而这就需要人们用自身的思维和眼光来加以异常严谨的甄别，何况是在事关生命的时候。然而最悲哀的是相当一部分人在未曾尝试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就已经出离愤怒了，于是这种愤怒就显得非常可疑。

回到电影本身，12位陪审团成员人物性格都相当饱满，每个角色的塑造也都无懈可击，情节的展开层次分明，逻辑清晰。虽然难免六十年代电影时常过于刻意的舞台感和雕琢痕迹，但丝毫不会妨碍这部电影完美的经典地位。我一直以为经典之所以经典，除了表演和画面之外，最重要的是电影对于生命以及社会严肃用心的关注，这份严肃赋予电影生命力，使其直到今天仍会给人启迪。

起码对于我是很有启迪的：法治、民主、人权这些词条本来是无关意识形态的，它是任何社会都要认真对待的生存之本，它与经济、民生和政权息息相关，它是六十年代的美国之所以强大的原因，也是如今制约我们发展的瓶颈。所以在面对外部的阻挠和干扰的时候，我们在据理力争的同时何不借此机遇祛除自身的顽疾，何不就此抛下包袱轻装前进呢。这些话只能说到如此，往下既会有被HX的可能。然而无论多少人在抱怨网络审查制度，但是无疑互联网已经为民主之路建立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资源，很那想象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到哪里去倾听那些不同的声音，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自身不能用理智和思维来利用资源的话，互联网亦是一把双刃剑。就像美国宪法赋予公民伟大的陪审团制度，然而若是没有戴维斯这样的质疑者，陪审团亦不过是当权者的民主门面而已。

另外，对于民族主义和宗教问题，关键的问题是必须建立一个平等的认知平台。影片中很多人对于贫民窟抱有极大的偏见，他们认为在那个环境中出生的人天生就是罪犯，就像很多国人也会认为所有的反奥运人士都是暴力的恐怖组织。如果我们都能够多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会好解决的多，同样的如果西方人能够了解中国人内心的看法，那些反华言论亦不会如此猖獗。归根结底问题还是出在了沟通和交流渠道上，然而这种渠道的缺失，我们决不能单纯的指责其中一方的过失，问题是复杂的，矛盾是尖锐的，我们依旧要保持一种客观的观察力和审慎的判断力。

还有一点必须要说的就是，盲从是极其危险的。其实12人中有很多人是有自己的判断力的，并且在内心深处保持着怀疑态度，只是由于外界舆论的一致倾向性才否定了自己的判断，这种微小的妥协看上去与自己利益无害，然而，若坐在被告席上的人是你自己又会怎样呢？如果把事情的尺度扩展到更大的范围，关系的就不仅仅是个人的生命了，所以我们在呼喊口号之前难道不应该考虑清楚事情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么？我们中国人，难道还没吃够盲从带给自身的痛苦么？我们可爱的八零后们，在你们高举旗帜，痛心疾首的表达爱国热忱之前，先关心一下那些还未走远的历史吧。

暂时能想到的也就这么多，总之这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与时俱进的影片，强烈建议在这个群情激愤的时刻冷静观看。

然而在很多时候，Erik确实是龌龊的，他怯懦胆小，自私虚伪，从任何意义上看，他都是这世界平凡无奇的苍白注解，唯一不平凡的是他有一个不凡的Phillip。很难想象没有Phillip的Erik会是什么样子，或许会和其他的那几位最终结婚生子的老愤青无二吧。终于有一天，Phillip再不能忍受Erik的做作了。然而就在这时，Sten的肯定给了一个凡人如Erik以巨大的推力，而这个推力也最终成就了一个凡人写手向伟大作家的蜕变，而Sten也因为这几句不知真伪的鼓励而延续了自己的文学生命，终于可以安心离开了。

从这一点来看，Erik是幸运的。他令精神上不凡而能力平凡的芸芸众生妒忌不已。而Erik自己最妒忌的人却一定是Phillip，他的天赋总是令人望尘莫及，他一个晚上写出来的东西堪比Erik的呕心沥血，这种对比无疑让人抓狂。然而自古抑郁多才俊，天资禀赋的奇人往往也拥有更多的烦恼，Phillip费尽心力、痛苦不堪，只是想找回自己曾经正常的生活，在一次次的倒数中，他期许的是同样的旋律能够同样的响起，同样的笑容能够出现在同样的朋友的脸上，而绝非什么改变。

世事往往是这样，不凡的人艰难的融入平凡，平凡的人却不甘平凡，然而最终，都将有一个最终。另外要说的一点是Erik的发音和Eric有着根本的不同，虽然真的很像。